赵新华

1989年，我考上了师范学校，那会儿能考上的，都是全县拔尖的娃，考上了就有城市户口，就成了“公家人”，等于把穷日子翻了篇。母亲高兴得逢人就笑，杀了鸡，蒸了白面馍，做了满满一桌菜。村里人都来道喜，有人说我肯下苦，有人说我命好，连“祖坟冒青烟”的话都讲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哪是我的本事，是姐放下书包的成全，是哥扛着锄头的让步，是母亲挑着水、熬着夜，一点点攒出来的。

师范学校的四年过得很快，毕业后我被分到了二十里外的初中教书。

1998年，我也成了家，爱人是当地小学的民办老师，我们是自由恋爱，没什么轰轰烈烈的讲究，只图踏实过日子。

家里条件依旧紧巴，婚礼很简单，把我在学校住的那间宿舍兼办公室简单拾掇了下当新房，墙上贴张红囍字，床单被套换了新的，就算是仪式的全部了。

那天母亲来了，站在屋门口，看着屋里简单的摆设，眼里慢慢就浸满了泪。那泪不是酸的、苦的，是亮闪闪的，裹着笑。她没说多少话，就站在那儿，手轻轻摩挲着衣角，可我一眼就懂，那泪里全是放心，全是对我们往后日子，最真、最满的祝福。

婚后一年，孩子出生了。学校的住房挤得转不开身，我们一家三口便搬出校园，住进岳父提供的药材收购站闲置的房内，房子一进三间，中间当灶房，两边各带套间，还算敞亮。

母亲在老家依旧被农活拴着，实在抽不出身看娃，我和爱人都是老师，上课、备课紧得很，只能请了个当地女娃当保姆。爱人是民办教师，工资微薄，几乎全给了保姆，一家子的开销全靠我的工资撑着，常常月中就开始匀着花月尾的钱，日子紧巴得很。

实在熬不住了，我跟母亲说想辞掉保姆，接她来带娃。这可难住了一辈子没离开过老家的她，一边是老家一大家人的吃喝照管，一边是我们这边嗷嗷待哺的娃。纠结了好几天，她还是应了，又怕嫂子心里不高兴，来的时候特意把在老家上小学的大孙子也带来了，让我想法子转进镇上的小学，我只能跑前跑后办妥，收购站里，就这么凑成了“五口之家”。

母亲来后，收购站里便更有了家的味道。每天我和爱人一下班进门，饭菜早已做好，院子里原先落满的药渣、碎柴，被她扫得干干净净，连墙角的杂草都拔得利落……日子再拮据，她也总变着法子让我们吃得舒坦。

母亲虽离开了缺水的老家，可对水的金贵劲儿，早刻进了骨子里。收购站院子里有口压井，清亮亮的水旺得很。可她洗脸，脸盆里只浅浅盛一层，洗完了还要端着盆，匀匀洒在院子里；洗衣服更是把水省了又省，领口、袖口搓干净，剩下的水再洗别的衣裳。

离开土地的母亲，如离了水的鱼，总不自在。虽帮我们带娃、做饭，嘴上却总念叨着老家的庄稼：“麦子该浇了”“玉米该薅草了”。一到周末，就急着要回去，还总催着我们一起回。要是我们忙得抽不开身，她就独自回去，遇到农忙时间，她便不能及时赶回来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天半个月。

从镇上到老家，二十里的山路全是坡。每次她要回，我都让她坐班车，她却总摆手：“坐车又晕又费钱，走路舒坦，人活朗。”她晕车晕得厉害，除非实在走不动，从不坐班车。每次往返，她都靠两只脚走，回来时还总肩上挎着布包，装着老家的鸡蛋、腌的咸菜，或是刚摘的青菜。等她走到收购站门口，裤脚沾着泥，额头渗着汗，连喘气都带着急，我看着她疲乏的样子，心里堵得慌，总觉得对不住她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我眼看着母亲的身子大不如前了：背比以前驼得厉害，走路时手里多了根棍子，可她一辈子好强，从不肯说自己累。偶感风寒，给她买药，她总埋怨“瞎花钱”，说“扛扛就过去了，吃药白浪费”。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有回我把药塞给她，她竟偷偷拿去药铺退了。

在母亲心里，家里人能吃饱、穿暖，比啥都重要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像台停不下来的纺车：挑水、做饭、缝补，地里的春播、夏薅、秋收、冬藏，哪样都落不下她。

常年的操劳，早把她的身子熬空了。那年春天，母亲又念叨着要回老家种玉米，周四下午就急着要走。我劝她：“这会儿走，到家天就黑了，啥活也干不了，明早坐班车回去，早上空气好，还不晕车。”她犹豫了半天，总算点了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爱人去送她，给她占了副驾的座，媳妇还买了十几个热乎乎的猪油饼让她带着。晨光金灿灿地洒在母亲身上，她怀里抱着我熟睡的儿子，朝我们挥了挥手，班车慢慢开动时，我还看见她隔着窗户让我们回去。

我从没想过，那竟是最后一面！

母亲回家的第二天，正好是周末，我正蹲在院子里搓衣服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是老家的亲戚，声音抖得厉害：“二娘……去河坝驮水，晕倒在泉边了……”电话那头的话像块石头砸进我脑子里，嗡嗡作响，只剩一片空白。我手忙脚乱地跟学校领导请假，领导说正好有车进城，让我们赶紧跟上。我和爱人连衣服都没顾上换，慌慌张张往车上冲，一路上我盯着窗外的山，心里一遍遍祈祷：娘一定没事，她福大命大，肯定能挺过来。

车子翻过那座熟悉的大山，开始往山下走，老家的水泉就在山脚下，是母亲晕倒的地方。快到山脚时，我远远看见泉边空无一人，心里竟莫名松了口气：没人，说明娘被人救走了，肯定没事。可等车子穿过河坝，往老家的山上爬时，却看到五六个人拉着辆架子车，慢慢往村里挪，架子车上铺着块旧布，母亲就躺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

那一刻，我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

母亲走得太突然，那股子悲痛像块湿冷的布，裹得我喘不过气。她这一辈子，活得平凡而辛苦，从早到晚围着家、围着地里的活、围着我们转，就没松快过一天，没享过一天福，没躺在病床上让我们伺候过一回，甚至连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都不知道……

出殡那天，天出奇地好。太阳明晃晃的，把地里的油菜花照得金灿灿的，一行行白色的玉米地膜铺在田里，像给大地织了层花布；枝头的鸟儿叫得脆生生的，没一点悲戚的样子。母亲就安葬在村子的山脚下，面前有条清凌凌的河，慢悠悠地流着。在这最鲜亮的季节，最清净的地方，她总算能歇下来，安安稳稳地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