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视界】

用敦煌纪录片与世界对话

秦川

今年10月13日参加“世界市长对话·敦煌”故事分享会，报到时翻了翻嘉宾手册，我发现在册的都是远道而来的敦煌客人，只有我一个是回家的游子。

我生在敦煌，长在敦煌。小时候在离国际会展中心不远的新店湖滩里放过羊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敦煌籍纪录片导演，我认为纪录片是向世界讲述敦煌故事，传播中国声音的最佳途径之一。

作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交汇地，敦煌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走向世界、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平台。敦煌留下了持续千年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的海量图像和文献，是丝绸之路上最具国际化、图像化和故事化的城市。

尤瓦尔·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中说：“人类社会构建在故事之上，其存在的前提是发达的用声音讲故事的能力。”而敦煌的每一粒沙都能讲一个故事。

从黑戈壁到红地毯

《敦煌伎乐天》片场

20多年前，一个风沙弥漫的春天，我带着几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从敦煌出发，扛着简陋的设备，迎着弥漫的风沙，开始尝试敦煌文化纪录片的创作。随着创作拍摄的深入，我越发感到敦煌文化的浩瀚博大与深不见底，越发感到自己原有的敦煌认知是何等的肤浅！

敦煌不是一条河，敦煌是百川汇流；敦煌不是一本书，敦煌是中国文化史、人类文明史的“百科全书”。这是敦煌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。这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纪录片创作素材，绝非一两部、两三部综合性、浏览式的纪录片就能说清说透的。

20多年来，我们就在敦煌这部“大百科全书”里一页一页地抽丝剥茧，在敦煌文化的富矿中一个探坑一个探坑地采掘，用纪录片打开敦煌文化的各个层面，作深度、专项的展示和诠释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我们在大漠戈壁、长城石窟之间奔走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先后创作拍摄了《大河西流》《敦煌书法》《敦煌伎乐天》《敦煌画派》《中国石窟走廊》《石窟中国》《敦煌遇见绍兴》等20余部70余集敦煌题材纪录片，均在央视播出。作品内容涵盖了敦煌石窟、历史、地理、书法、音乐舞蹈、美术、文献等门类，为千年敦煌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当代影像图志。节目获得了包括中国广播影视大奖、敦煌文艺奖特别奖在内的诸多大奖。

就这样，一个敦煌放羊娃用纪录片完成了自己的命运逆袭，从黑戈壁走上了红地毯。

从敦煌到吴哥

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拍摄现场

在2018年之前，我们的敦煌纪录片还只限于就敦煌说敦煌，没有涉及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。2018年至2019年创作的纪录片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，一下子打开了我们向世界讲述敦煌的新维度，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单向叙事模式。

凭借多年的敦煌文化积累，我很快找到了莫高窟与吴哥窟对话的路径：就是从敦煌出发，以敦煌重大历史节点和莫高窟经典艺术为叙事原点，对应同时期吴哥窟的历史和艺术内容，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时空坐标上做交叉连线。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远隔万里的两大亚洲艺术奇迹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交集：

首先，莫高窟与吴哥窟是同一颗文明种子开出了不一样的艺术之花。“两窟”的共同语言是佛教造像艺术。“两窟”的共同来源是印度文明。它们同样表达着善与恶，塑造着同样的微笑造像。

其次，莫高窟和吴哥窟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交集点：丝绸之路。它们都因丝绸之路兴盛而兴，因丝绸之路衰落而衰，体现了命运相通的历史轨迹。

它们千年相望，却不相闻；它们命运相通，却不相知。

一场跨越千年的跨文明对话，一次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链接就这样展开了。

本片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，也为我们摘下了“星光”（获第26届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）。

2021年9月在榆林窟拍摄李云鹤修复壁画

从藏经洞到全世界

相比与敦煌关联度甚少的吴哥窟，流散在海外12个国家50家收藏机构的3万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，就有讲不完的故事了。

100多年前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物流散海外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2010年，我萌发了“西天取经”的念头，就是以一个敦煌人的身份，遍访海外所有敦煌文物收藏机构，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《到全世界找敦煌》，让漂泊百年的敦煌“游子”以纪录片的方式“回家团聚”。

在一张芯片就可以装下一座图书馆的21世纪，我们将超越历史恩怨和文化隔阂，与中外敦煌学者一起研读，一起探讨：在印刷术出现前的敦煌卷子里究竟隐藏了多少人类文明密码？在键盘替代手写的AI时代，那些发黄的写本究竟有什么价值，以至于迄今仍是海内外80多家公私收藏机构的镇馆之宝？

苦于一直找不到拍摄资金，这一等就是15年。2024年，眼看翻过年就退休了，我毅然自费带队去巴黎，终于迈出了海外寻访拍摄的第一步。

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主任、汉学家罗曼·勒菲弗研究员，这位2米高的大个子热情接待了我们。在特藏库外的一间小图书室，他和我一起轻轻展开了P.2005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卷子，我看到罗曼·勒菲弗极力屏住呼吸，直到完全打开、铺展才松了口气。他说，这份卷子一千多年了，非常非常的脆弱，也非常非常的珍贵，他生怕自己口中呼出的湿气损伤了卷子。

原来，这位法国人也有一颗敦煌心！

第一次见到海外敦煌文献的真迹，我仿佛见到了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！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是一部敦煌唐代乡土志，曾被尘封千年的写卷，墨迹依然清晰，散发着来自敦煌的陈年墨香。那些我在敦煌拍片时用脚步丈量过的熟悉的地名：悬泉驿、阳关渠、古塞城、张芝墨池……让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位唐代敦煌“县志办主任”（风俗使）的体温与心跳。

P.2657《天宝十载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》，这是唐天宝年间敦煌县令制定的征发徭役簿册，按乡逐户登记18岁以上58岁以下男丁的姓名、年龄及身份，看到1200多年前的敦煌成年男性大名册，有名有姓有身份信息（如职官、卫士、白丁等），我不禁想，如果我活在天宝年间，还在新店湖滩里放羊，我的身份会不会也是“白丁”？

直到看见一行“令狐思珍 载五十一 翊卫 医学博士”才释然！我女儿去年刚从上海交大医学院博士毕业，似乎完全可以接敦煌老乡令狐思珍的班。

还有。

公元953年，我的唐朝同乡、敦煌莫高乡龙家兄弟将自己的土地典与他人，他的地契是怎么写的？归义军政府半年的公务接待用酒13585.5升，每一笔详细记录都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怎么喝掉这么多酒的？中国最早的妇联组织——“显德六年女人社”社约都定了哪些条款？“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”的唐人离婚证（《放妻书》）为何如此温情脉脉？敦煌莫高窟塑匠赵僧子为何穷到了典当儿子的境地？

…………

煌煌《二十四史》，留下的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，成王败寇的你方唱罢我登台，而有名有姓的普通中国人的记载不足两页。敦煌藏经洞卷子却详细记录了成千上万敦煌人的姓名、身份，保留了难得的芸芸众生生命存在过的痕迹。这些被国家记忆遗忘的生命痕迹，被历史尘沙掩埋的生活细节，填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。

这何尝不是全人类的集体记忆？

最令人感动的是，罗曼·勒菲弗意外批准了我们精选的全部15卷敦煌文献拍摄清单，我们临时提出了5卷必须拍的文献，他也慨然允诺。联络人说，此前他们最多给摄制组开放拍摄3—5个卷子。

我问：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特殊优待？

罗曼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轻轻答道：“因为你是‘敦煌之子’嘛！”

一句外国人口中的“敦煌之子”让我如坐春风！我觉得，敦煌文献已超越国界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记忆、全世界共享的文化遗产。

运气并不永远站在我这边。

2025年6月，我们又赴日本京都、奈良、大阪、东京等城市，逐一寻访了龙谷大学、杏雨书屋、西本愿寺、大谷大学、京都国立博物馆、天理大学图书馆、唐招提寺、法隆寺、书道博物馆、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、三井纪念美术馆等，均被拒绝拍摄。我们没有拍到一卷日本藏敦煌文献。

但接下来那10个国家40多个博物馆的路费还没有着落，需要我继续四处“化缘”。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天涯苦旅！

我曾不止一次发誓：即使追到大洋彼岸，天之尽头，也要为每一位失散的敦煌“亲人”找到回乡的路。

其实这场敦煌全球寻访，只为找寻散落海外的中华文明碎片，找寻漂泊百年的敦煌乡愁。这也是一个向全世界讲述敦煌故事，传播中国声音的机会，是我作为一个敦煌籍导演命中注定的职责和荣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