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 翟雄

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上，地域写作始终是一条汹涌的支流。从昌耀的青海到沈苇的新疆，从雷平阳的云南到陈先发的安徽，诗人们以其生命足迹为半径，绘制出一幅幅兼具地理精确性与精神象征性的文学地图。唐荣尧的《青海：长云与高车》正是这一脉写作中沉甸甸的成果，它不仅延续了当代中国诗歌对地域精神的深度开掘，更以其独特的“诗性地理学”方法，构建了一个融地理、历史、民族与个人精神求索于一体的辽阔诗性空间。这部“创作跨度长达三十多年”的诗集，既是对一片土地的深情告白，更是一次以诗为镐、向历史深处与精神高地的艰难掘进，其意义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诗歌，成为探讨人地关系、文明记忆与精神归属的深刻文本。

诗集的结构本身便是一种宣言。十部乐章如同十根梁木，共同撑起一座诗的大厦，展现了一种近乎“诗体方志”的雄心。开篇的《青海序章》便以长诗（节选）形式，对“青海”二字进行了词源学般的诗意考据：“金刚之手护佑唐卡：青/哈达捂热慈悲之水：海”。这里的“青”与“海”从地理名词一跃而成为精神符号，分别指向“玛哈嘎拉的贴身衣色”和“赤雪之女肚脐里奔涌出的温热”。随后的篇章则展开了网格化的深度书写：《时光的转经筒》与历史中的古国英雄对话；《地图上的诗典》完成了一次诗意的地理普查；《质朴的世居民族》在青稞、岩画、唐卡等物象中提炼民族的文化基因；而《群峰的安魂曲》与《江河的安魂曲》则构成了测量青海精神维度的垂直与水平两轴。唐荣尧在此扮演的，正是一位手持罗盘、羊皮卷与考古刷的“诗人—学者”。

诗集的名字“长云与高车”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意象对位，构成了理解其精神内涵的一把钥匙。“长云”是天上之诗，是变幻、神秘与神性的象征，如同“移动在天上的玻璃板房”，承载着即将化雨降临人间的生命之源。而“高车”（因其“车轮高大，辐数至多”而得名）则是地上之诗，既指那“车轮高大”的古老族群在历史中碾过的辙印，也是诗人自身行走姿态的隐喻，象征着文明迁徙与精神求索。围绕这一核心，诗人构建了丰富的意象脉络：作为生命根基与精神升华的“青稞”与“青稞酒”；作为永恒见证的“雪山”与“江河”；以及作为文明通道标识的“古道”与“驿站”。这些意象相互关联，共同编织成青海的“诗性本体论”。

尤为深刻的是诗中浓厚的历史在场感。吐谷浑、唐古特、唃厮啰、昂欠王朝……这些古老的名称并非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在诗人笔下重新显影的历史身影。在《入墓者和巡墓人缤纷的四季》中，诗人以独特的想象力打通古今：“他们，在曾占领的异乡长眠/梦里，鸽子飞过群山/喊出他们的集体籍贯：吐谷浑。”而现代“骑着摩托车的巡墓人/把工作和信仰织成一条哈达/一头，连着黑色的文物保护碑/一头，连着家里的牦牛粪。”这种古今并置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时间张力，历史不再是过去时，而是持续作用于当下的力量。在《马鞍上的沙尘》中，诗人连续以医生、厨师、挑战者、清洁工、唐代的“白马笔”等身份介入历史，完成对历史的多角度解读。这种角色扮演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，更体现了诗人理解历史的多元立场，他拒绝单一的历史叙事，试图通过不同身份的体验来接近历史的复杂性。

在语言技巧上，唐荣尧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高原气质——雄浑、苍劲而底蕴厚重。他擅长使用排比、复沓营造史诗气魄，如《昆仑山》中连续六个“这……”的排比，如滚石般累积起神圣与神秘；《青海序章》中十一个“所谓……”的系列定义，则是对青海地理的诗性重命名。同时，他的微观比喻又常常出人意料且精准无比，如“雪花，想住进你的帐篷”（《唐古拉组诗》）赋予雪以主动性，“一杯冻僵的热咖啡/站成了一条凝固的消息”（《冷龙岭上的一杯热咖啡》），则通过物象的陌生化，传达了高原的极寒体验。他对藏语、蒙古语词汇的化用，并非简单的风情点缀，而是诗歌架构的有机组成。它们像异质的矿石，镶嵌在汉语的河床中，闪烁着多元文化的光芒。

从根本上看，《青海：长云与高车》是一部关于精神栖居的作品。诗人的身份在诗中经历了清晰的嬗变轨迹：从早期的“观察者”与“记录者”，到中期的“对话者”与“考证者”，最终在后期完成从“异乡人”到“义子”的彻底转变。在《六千米高空向阿尼玛卿鞠躬》中，他庄严宣告：“今夜，我不是苍穹里的过客/是向青海报到的一位义子。”这种身份的认同至关重要，它意味着诗人不再仅仅是书写青海，而是作为青海的一部分在书写。这种情感在《娶青海回家》中达到顶峰：“我以少年入赘，在青海呀！并不是做了一回人间的新郎，我完成了一首生命之诗！”

任何谈及青海诗歌的发展轨迹都无法绕过昌耀。唐荣尧显然深受这位精神导师的影响，从直接献给昌耀的《巨鸟栖落水井巷》，到对“高车”意象的创造性继承与转化，处处可见其对前辈的敬意。然而，他与昌耀又截然不同。昌耀的青海更像一个承载其受苦受难与孤绝精神的象征体，充满内在的紧张与挣扎；而唐荣尧的青海，则是一个可行走、可考据、可拥抱的更为开阔的实体与精神复合体。他继承了昌耀的虔敬，却以更庞大的结构、更丰富的历史维度和更自觉的文化考察，拓展了青海诗歌的疆域，为其注入了更为博大的地理历史情怀。

《青海：长云与高车》的终极价值，在于它昭示了一种生命与写作完全融合的范式。唐荣尧以三十年的时光，将自己走成了青海的一部分，将诗歌变成了存在的确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的写作是对“人诗意地栖居”这一命题最深刻的回应——不是偶尔为之的文学创作，而是以诗的方式度日、思考、行走和存在。当我们的文学创作日益趋于轻率、浮躁和即时、应景之时，这部诗集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诗歌需要用生命为单位来丈量，它是在高原罡风中打磨出的精品，在历史长河中筛选出的瑰宝。它不仅仅是一部诗集，更是一座精神的博物馆，收藏着青海的山河历史，更珍藏着一个诗人将全部生命奉献给一片土地的，如赤子般的热忱与勇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