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意重阳

张丹

当金樽斟满岁月的醇厚，当笔墨蘸透山河的苍茫，当重阳的菊花酒与千年古诗在此刻交融，便让重阳这个秋日佳节，超越了物候的局限，升华为承载文明的坐标。有酒，重阳登高的壮阔便有了荡气回肠的酣畅；有诗，杯底菊酒的清冽便有了穿透时空的底蕴。二者相携，才让每一个重阳，都成为镌刻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盛宴。

重阳饮菊花酒的传统，在汉魏的烟尘中便有记载。那杯跨越千年的菊花酒，是古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时光的礼赞。据《西京杂记》所载，菊蕊初绽时采其茎叶，与黍米共酿，经四季轮转，至次年重阳启封饮用。此书又云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菊酒不仅串联起登高、插茱萸的民俗，更以醇香为引，埋下了重阳文化的第一粒火种。

魏晋南北朝的风，催生出文人阶层独特的精神风骨。重阳节也在此时被注入浓郁的雅趣，褪去了些许质朴，多了几分诗意的雕琢。登高时必赋诗篇，赏菊时定携酒盏，成了文人墨客笔下最动人的重阳图景。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中写道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满园秋菊开得热烈，却无一杯佳酿相伴，陶公对重阳的偏爱与无酒的遗憾诉诸笔墨，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秋日里的清雅与怅惘。

盛唐气象，为重阳注入了磅礴的生命力。王维一句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以最质朴的笔触，道尽了千万游子的乡愁。那登高望远的身影，那遍插茱萸的期盼，在盛唐的月光下，化作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。而孟浩然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的邀约，更将重阳的惬意与从容，融入盛唐的繁华——无需雕琢，无需刻意，只需一杯菊酒，一片菊海，便足以诠释盛世的平和与洒脱。

王勃在《蜀中九日》中，以“他席他乡送客杯”道尽漂泊之苦。重阳佳节，本应是亲友团聚、共饮菊酒的时刻，他却在异乡为友人饯行，酒杯中荡漾的，不仅是琥珀色的酒液，更是“人情已厌南中苦”的无尽酸楚。那酒，是对故土的眷恋，是对漂泊的无奈，一口饮下，便将半生流离咽进腹中。后来明代文森“何期今日酒，忽对故园花”的喟叹，更令人动容——三年未归的游子，在重阳这天，猝不及防与故园的菊花相遇，杯中酒与眼前花，瞬间唤醒了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，万千乡愁，都在这一饮而尽的决绝中，得到了短暂却深刻的慰藉。

晚唐的风雨，让重阳的酒染上了家国忧思的沉郁。杜甫在夔州的重阳日，拖着病体登上江台，写下“重阳独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”。彼时的他，已至暮年，身处乱世，“竹叶于人既无分”的无奈，让他竟嗔怪“菊花从此不须开”。这看似任性的抱怨，背后是山河破碎的痛彻心扉——他乡日落时玄猿的哀啼，霜前南飞的白雁，都化作对家人的思念，对“干戈”的愤懑。那杯未饮尽的酒，盛着的是一个文人的家国情怀，是历史长河中沉重悠长的一声叹息。

宋代的重阳，在文人笔下又添了几分细腻与温婉。李清照的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，将重阳的酒酿成了闺中的浅愁。玉枕纱橱的凉意里，她于黄昏独酌，菊花的清香沾满衣袖，却驱不散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。“人比黄花瘦”的喟叹，将个人的相思，融入秋日的萧瑟，化作跨越千年的婉约绝唱。酒未酣，人已醉，醉在对爱情的坚守和对岁月的温柔回望。

而苏轼，则在重阳的酒中品出了生命的旷达。“与客携壶上翠微，江涵秋影雁初飞”，他与友人携酒登高，面对斜阳，坦然道出“酩酊但酬佳节了，登临不用怨斜晖”。相较于张可久“人老去西风白发，蝶愁来明日黄花”的重阳伤怀，苏轼“古往今来谁不老”的追问，更显通透与豪迈。杯酒下肚，驱散的是对时光流逝的怅惘，留存的是活在当下的从容。那酒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对逆境的超越，在宋代的文人风骨中，写下最豁达的一笔。

从汉魏的“菊酒延年”，到唐宋的“诗酒抒怀”，重阳的一杯菊花酒，早已不是简单的饮品，而是浸透了整个秋天的风骨；重阳的句句动人诗篇，也早已不是寻常的文字，而是书写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。千年来，诗酒和鸣，在秋日的旷远中，为中国人构筑起一方灵魂栖居地。每逢重阳，当我们举杯远眺，杯中荡漾的，是千年的文脉，是融在血脉里的民族气韵，这，便是重阳诗酒的真正分量——一泓跨越千年的醉人醇香，一处华夏儿女永恒的精神原乡。